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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改革问题  

2009-04-17 13:58: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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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失调,结构失衡——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改革问题之一

 

一是结构问题。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语文选修科目设置繁多,教材开发品种过多,占用课时过多,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国情和汉语文教育的传统与特点。邓小平二十多年前就指出:“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话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反思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借鉴世界各国经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中课程改革经验是对的,但一定要结合国情,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要多考察历史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程度与我们有更多共同之处的发展中国家及隶属华族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了统一的国家课程,个人服从集体、地方服从中央这种意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设置这么多的科目,编写这么多的教材,引起地方和学校无所适从是预料中的事。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考试,考试传统源远流长,几十年沿续的高考制度更是极大地制约着高中课程的改革,这对于培养学生个性和特长几成空话。高考升学率虽然年年提高,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实,自然形成师生急功近利学习语文的心理,而多数选修课恰恰远离功利,超越考试,这就形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和尖锐矛盾。为此,应对现行高中语文选修科目进行整合,减少选修课教材的系列与品种。实际情况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语文选修科目比我国现在的设置要少得多,几乎找不到哪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会制定出这么多的语文选修课系列和科目,组织编写如此多的语文选修课教材。高中语文选修科目不宜像大学中文系选修课那样分得如此之细,应该再粗放一些,五、六种左右比较适宜,选修课的设置与教材开发权应大力下放给地方和民间,特别应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发有特色的选修课。应大大压缩选修课的分量,增加必修课的比例,提高必修课的地位。要坚持把语文课作为贯穿高中三年的必修课,在此基础上,二、三年级适当开设几门选修课供学生选择。在这方面,台湾地区的做法值得参考。其高中三年,国文始终被列为必修课程,前两年每周5课时,第三年每周6课时;同时,高中二、三年级的每周拿出1~2课时开设中国文化、文学欣赏、应用文方面的选修课。这样做显然更为符合汉民族语文教育的实际,基本保证了语文基础性目标的实现。而现在大陆的情况是,高中三年语文必修为10学分共180课时,选修则为8~14个学分达144~252课时!必修课的学习时间不到高中三年的一半(仅1.25个学期),这样的学分与课时安排明显是不合理的。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参考英、法、德、芬兰、以色列等国的情况,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教育水平比我们发达得多,但选修课在高中语文总课时中所占比例都比我们现在低,有些甚至比我们低得多。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教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要靠长期努力才能成功。

二是结构问题。普通高中不仅承担向大学提供生源的任务,还有给社会输送合格劳动者的任务。但从现在所设置的语文选修科目与所编制的教材来看,显然过于偏向升学者。课程研究专家一般认为,从内容上可把选修课分为学术性选修课、职业性选修课和趣味性选修课三类,这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当前语文选修课设置存在的不合理性。如职业性选修课设置受到严重忽视,学术性选修课开设过多,趣味性选修课太少,所以,今后应大力加强职业类和趣味类语文选修课的设置和教材编写,尤其要加强实用性的听说读写类选修课与教材开发。特别建议高中语文选修课分设限制性选修课和任意性选修课。限制性选修课是必修课的拓宽和应用,在现行五个选修系列中,可圈定几个与必修课关系密切的科目,在教师指导下规定学生必须从中选修若干门,以保证进一步打好语文基础。任意性选修课是为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特长和某方面特殊的语文能力而设,应充分体现自主性,可放手让学生自由选择。这里,有必要重新关注1996年的高中课程改革与语文课程设置,十年回首,我们发现,那是一次更为符合中国国情和汉语文教育传统的高中语文课程设置改革,本次改革应充分继承我国历次改革成果而不是舍近求远一味从西天取经。

定位不明,关系模糊--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改革问题之二

总的来看,这次高中语文课程设置的必修与选修两者在课程目标层次上不清晰,过于模糊化,必修课程目标分类是一种标准,选修课程目标分类则是另一种标准;选修五个系列的分类也不在同一逻辑层面,缺少理论依据。这里看出,有些问题在改革之初就没有进行充分的理论探讨,即到底应该怎样做才真正体现了高中语文课程建设中继承与创新、基础与发展的关系?这里包括初中与高中的衔接、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必修与选修的关系等问题,尤其是高中语文课程必修与选修各自的目标、内涵、定位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更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重温1996年颁布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对必修和选修各自目标、内涵和分工的阐述,它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当下的问题。必修与选修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必修是选修的基础,选修是必修的发展;必修是普及,选修是提高。多数人认为,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虽然把基础性放在选择性的前面,但实际上显然过于强调选择性,基础性重视不够,这样势必头重脚轻,最终影响学生的语文基础学力。实际情况是,不少学校的高中语文课只上不到一个半学期,其他所谓选修时间基本上都用来进行高考总复习,这样的选修当然形同虚设。另外,有些课程的设置超出中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文化水准,如根据某部作品、某个作家、某个年代、某种修辞格而设置和编写的专门选修课,就是偏难的选修课,这样的课程更适合在大学中文系开设,它们脱离中学实际,与必修教材距离较大。还有,必修课程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语文基本能力训练,选修课程的主要目标也应是配合必修进一步强化这些训练。但是,必修课程的口语交际与写作序列的安排,与选修教材中诸如《说话的艺术》《文章写作与修改》《写作》《写作基础》中的口语交际与写作安排是一种什么关系?没有人进行过审慎的思考与认真的研究,因而很难落实到教材编写之中。

总之,高中语文必修与选修课程的设置与教材编制中必修与选修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目前还没有人进行过深入探索。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应匆匆上马,更不该急于求成,而应循序渐进,稳扎稳打,逐步提高。

品种过多,编者太专--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改革问题之三

自1986年国家提倡教材多样化以来,我国教材建设在良性竞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诞生了不少富有个性的语文教材。客观地说,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教材大多有它自己的特点。但必须承认,虽然现在高中语文教材版本多了,却并没有真正实现教材的多样化,多套化与多本化并不等于多样化。现行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大量重复建设,浪费现象极为严重。目前审查通过的几套高中教材,按照课程标准规定的五个系列,各自编制出版了十几种选修教材,所有这七十多个品种中,仔细比较后发现,不少品种从名称到编制都大同小异,有特色的教材并不多。如几乎各家都编制了先秦诸子、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传记选读、新闻读写、现当代各体文学选读类的选修教材,从设计思路、文章选编到编写体例,并不给人百花争艳互竞春色的感觉。为此,今后应大量压缩选修课教材品种,优化和精选那些在模块设置和编制方式上“我有他无”的优良品种,把那些无个性的平庸教材坚决剔除出教材市场,真正实现选修教材的多样化。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难以把握,国家级选修课程可以少设一些,大量选修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权交由地方和学校。这也是向国际接轨的一个标志。

 

新世纪语文课程教材建设中的编写队伍引人注目,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语言文学专家甚至文学创作界的诗人作家纷纷参与。几套高中课标必修教材的主编几乎都是文学研究界的专家学者,七十多种选修教材也大都由高校专家学者任主编,作家诗人当主编也不乏其例。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民国时期语文课程教材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有众多专家学者的关心与参与:蔡元培、胡适、朱自清、叶圣陶、夏丏尊……他们意识到关心中小学语文课程教材建设本身就是新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自觉承担着学者作家与语文教育家的多重责任。可惜这一传统在解放后中断了多年,随着政府及主流意识形态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专家学者渐渐从语文教育界退场,久而久之,一些人甚至极端地认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小儿科,把自己宝贵的科研时间投入其中,不值得。这造成了中小学语文界与学术研究界多年的隔绝,也成为上个世纪末语文教育大讨论的缘起,中小学语文教育严重滞后于学术界,并受到广泛批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些学者自觉恢复民国时期的学术传统,给予中小学语文教育以新的关注。加以政府的呼吁和提倡,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教材建设大军越加壮大,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一些高校,不是个别而是以群体的方式参与高中语文课程和教材建设。短短三五年时间,语文界滞后于学术界的局面得到很大改变,学术界前沿的研究成果大量向中小学语文界输送和转化。

新一轮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队伍主要是大学教授,少有语文教研员和一线优秀语文教师参加,甚至有些课程的编者就是某大学的一位教授,而这门课程又是个人长期进行书斋研究著述的一个改编本。这保留了学术品位,却与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理念和中学语文教学实际有一定距离。明显可以看出,有些教材是学者的专著改编加上一线教师设计的几个语文活动,这就难以保证教材在中学的针对性和适切性。新一轮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编写队伍组织存在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必须进行调整,应该坚持由高校研究所专家、教材编制专业人士与一线教师教研员组成的“三结合”编写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取长补短,既保持学术品格,又立足教学实践,编制出真正受师生欢迎的高中语文选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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